如果沒有這些物品，黑人女性（正如世間其他人一般）便無法存活下去，無法表達其生命。
近期並沒有討論相關議題，最近會議都與COVID-19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、新冠肺炎、武漢肺炎）解禁有關。2006年3月，當時的衛生署（衛生福利部前身）要求1980年到1996年期間，曾到英國居住超過3個月的民眾「暫緩」捐血。
還可留言與作者、記者、編輯討論文章內容。只要英國還是疫區，當然就不可能開放捐血，如果不是疫區，才可能有進一步討論，就像進口外國牛肉，疫區產品是不被允許輸入。林口長庚醫院檢驗醫學部主任、台灣輸血醫學會理事長闕宗熙表示，因為狂牛症沒有普遍檢驗方法，染感者發病時程又長又緩慢，不能因為行政命令發布很久，就認為可以解除禁令，其實不單是狂牛症，所有從傳染類疾病疫區返的的民眾，捐血都會有限制。提案資料指出，台灣每年留學英國人數大約都在3000多人，1980至1996年期間曾留學英國的人數粗估約有5萬多人，占總人口的0.2%左右。英國在1986年發現首例狂牛症，1994年1月英國發現首例人類個案。
（中央社）台灣約5萬多人在1980到1996年、狂牛症流行期間曾旅居英國，被限制捐血，近期有民眾在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」提案解除禁令彰化基督教醫院副院長林慶雄告訴《中央社》記者，根據2015年健保資料庫研究，針對台灣18歲以上成人，被診斷出患有氣喘的每年患病人數，從2000年的5萬6885人增加到2011年的10萬1535人，出現成長趨勢，但考量近年沒有相關文獻，新診斷氣喘人數仍待進一步研究分析。邁向2050淨零論壇（一）：淨零轉型迎來關鍵八年，台灣如何與國際接軌？ 文：吳澄澄 台灣即將在2024年起徵碳費，並由環保署擔任主責單位，進行碳費徵收。
現行台灣實施碳費，還有兩個配套機制要考慮，第一是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第24條的「增量抵換」，也就是排放單位新增或擴張的排放量會要求做抵換，但增量抵換和碳費之間的互動關係，如何避免造成重複管制也會是問題。蕭代基認為優惠費率的實施與監督十分繁瑣，環保署首先要對徵收對象指定減量目標，再來由事業單位提出自主減量計畫，事業單位有達到減量目標，才能符合優惠方案，從寫計畫到審查都會是很複雜的事情，計畫送到環保署的審查過程又會耗費很長時間，所以很不容易執行，因此很少看到國家在溫室氣體減量的框架下使用優惠費率這個做法。最前期碳費和碳稅的長期規劃，希望政府要在今年八月提出，以鄰國為例，日本和新加坡都有提出2025至2030的碳定價多少錢，日本更規劃在2028年提出碳稅。另外，第30條也有提到碳費可以用減量額度來抵扣。
長年推動台灣能源稅的學者蕭代基教授表示，認可「短期碳費、長期碳稅」是正確的施政方向，但是短期碳費要實施多少年較合適？蕭代基建議先實施三年碳費，並在這三年內進行碳稅徵收條例的立法，未來必須銜接到碳稅，因為碳費成立的溫減基金金額，目前有289個公司排放場所徵收，如果一噸500元，將約有700億的基金，如此龐大的金額一直放在環保署內要怎麼使用？若再補助回去給企業，會造成左手進右手出，違背污染者付費的原則。林彥廷表示，為了對齊國際碳價水準 ，台灣碳費2024年起徵價應該到每公噸500元、且必須要逐年調漲，在2030年達到每公噸3000元。
這些配套的目的是提供誘因給大的排放源減量，但在設計的同時也要考慮現有可行的減碳技術與新科技是什麼，如果費率訂的幅度是讓廠商覺得與其投資去換新設備、不如直接繳交碳費就算了，那減碳的誘因也就喪失了。林彥廷強調，在治理平台的規劃上，應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（永續會）做審議，提出碳費預算書，讓社會大眾了解碳費徵收多少、後續如何使用，過往台灣類似的審議經驗並不理想，例如台電的電價審議委員會，討論過程不公開透明，容易被人質疑是黑箱作業，碳費審議委員會必須避免重蹈覆轍，應以科學為本進行討論，並明訂學者與民間代表的比例，以及利益迴避規定。碳費在立法條文下有很多用途上的限制，若還有優惠費率，恐造成費率不高減量誘因也不夠，所以環保署才想提高費率加優惠費率，這是跟隨空污費的做法，但空污費效果如何？且和碳排減量也不可一概而論，無論碳費或碳稅，我們無法完全依賴單一機制，仍必須配合其他管制。碳費的機制與台灣碳抵換機制的互動關係，會影響整個碳費制度設計的環境完整性。
另外，各個國家有減免豁免的配套也很關鍵，任何減免或豁免都不應該影響碳定價機制的減量目標，因此： 減量目標設定要嚴謹，環境完整性不能被妥協，執行機制要簡便、減少管制成本，被徵收對象可以提出減量計畫。除此之外，階段管制目標期程要明確，碳費子法不管是計算或徵收方式、繳費流程，都要詳細規劃。蕭代基也認同2030年徵收3000元的目標，這是透過逐年遞增達到的價格標準，也是根據歐盟現在的碳交易價格所設定。第三類是其他公共政策考慮，例如偏遠地區的交通或家戶使用的能源可以有能源燃料豁免。
國際上的豁免減免可分為兩大類，第一是一般適用性、第二是產業別，一般適用性下能被豁免的政策目標可以進一步分三類，第一類為重複管制、第二類為加大減碳力道，也就是該單位若可以實際達到減碳，政府就會讓他減免，英國氣候變遷稅下的氣候變遷協議即是屬於此類印中（共）兩國在建政初期，因雙方急於獲得國際認同的需求有一致性，而新生的印尼與在台灣的國民政府，似乎欠缺一股其與新中國之間的「革命情感」，所以縱使印中（共）之間曾經終止外交關係長達23年（1967年10月至1990年8月），但是這段期間的印尼政府卻仍堅持所謂的「一個中國」政策，忌憚與台灣發展正式的官方關係。
印尼自1945年8月宣布獨立到獲得荷蘭承認的4年半期間，當時的印尼在國際社會上，僅獲得包括埃及、黎巴嫩、敘利亞、阿富汗、沙烏地阿拉伯、葉門等穆斯林兄弟國，以及英國、緬甸與蘇聯等國家給予的「事實承認」（de facto），即便當時仍未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，也未對印尼獨立表達承認或支持。（詳參〈談印尼遭FIFA取消U20主辦國風波：印尼為何對以色列如此針鋒相對？〉乙文）印尼拒絕以色列參加U-20世界杯的舉動並非首例，因為早在1957年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（Soekarno）執政時期，即曾有二度反對與以國代表隊比賽（1958年世足資格賽）及拒絕邀請以色列運動員來印尼參賽（1962年亞洲運動會）的紀錄，但是除了以色列曾遭到印尼政府拒絕之外，其實1962年在雅加達舉辦的第四屆亞洲運動會，當年的蘇卡諾政府也曾以政治因素拒發簽證給中華民國（台灣）代表隊，此後印尼雖遭到國際奧委會開除會籍與取消1964年東京奧運參賽資格等制裁，但政治因素卻始終在印台關係的發展過程中，罩上厚重的陰影與沈重的枷鎖。
PRRI不僅獲得印尼國內蘇門答臘與蘇拉威西等地的軍方支持，同時也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情並提供武器援助，而親美的台灣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與南韓等國也對該革命政府表態支持，台灣更以實際行動協助美國執行武器運送，此舉亦導致蘇卡諾政府在外交立場上，益發趨向與蘇聯及中國（中共）尋求合作。蘇卡諾視台灣為美國打手蘇卡諾總統日益親共的立場，也讓印尼國內伊斯蘭組織對此表達強烈反對，甚至在1958年2月15日「印尼穆斯林聯合會」（Partai Majelis Syuro Muslim in Indoensia, Masyumi，簡稱「瑪斯友美黨」）與「社會主義黨」（Socialist Party）在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的「布基汀吉」（Bukittinggi），聯合成立反對蘇卡諾政權的「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」（Pemerintah Revolusioner Republik Indonesia，PRRI）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向同盟國投降，兩天後（17日）印尼宣布獨立，但是原殖民母國荷蘭仍試圖重新奪回對印尼的控制權，直至1949年荷蘭迫於國際壓力才不得不承認印尼的獨立地位。首屆「萬隆會議」召開前夕曾有一段與台灣政府有關的「插曲」，致使印尼對已在台灣立足的國民政府心生疑慮。今（2023）年U-20世界杯足球賽原定於本（5）月20日至6月11日在印尼雅加達、巨港、萬隆、梭羅（中爪哇省）、泗水及吉安雅（峇里島省）等6大城市舉行，惟因峇里島省長瓦揚．柯斯特（Wayan Koster）及中爪哇省省長甘查爾．普拉諾沃（Ganjar Pranowo，已獲印尼執政聯盟的「印尼民主奮鬥黨」正式提名角逐2024總統大選）等政界要角與穆斯林團體表態，堅決反對以色列國家代表隊前來印尼參賽，致使國際足協（FIFA）取消印尼主辧U-20的資格。Photo Credit：楊俊業印尼雅加達獨立廣場內的獨立紀念雕塑（前）及國家紀念塔Monas（後）印尼尋求第三世界認同1955年4月18至24日印尼邀集部分亞洲與非洲第三世界共29個國家計304位代表，在印尼萬隆（Bandung）召開「萬隆會議」（Bandung Conference），史稱「第一次亞非會議」（Asian-African Conference）。
Photo Credit：楊俊業「1966年3月11日命令」紀念浮雕銅牆。這是亞非國家首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與的情況下，齊聚商討亞非事務的大型國際會議，共同就維護和平，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彼此關心的議題進行討論，此次「萬隆會議」主要目的，除了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外，亦是對美國與蘇聯兩大集團逐漸成形的新殖民主義之抵制，並由此催生出日後的「不結盟運動」。
當時台灣為阻止及破壞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參加「萬隆會議」，台灣情報當局甚至在中國代表團所乘包機安置定時炸彈，使其飛入印尼領空的納土納群島（Kepulauan Natuna）海域上空爆炸，結果造成機上11名乘客全數罹難（並未包括周恩來，因為中共事先已截獲情報，周恩來遂改搭其他航班飛往印尼），該事件不僅引發國際媒體高度關注，此番操作也加深印尼政府不願與台灣發展關係的負面影響Photo Credit：楊俊業「1966年3月11日命令」紀念浮雕銅牆。
Photo Credit：楊俊業印尼雅加達獨立廣場內的獨立紀念雕塑（前）及國家紀念塔Monas（後）印尼尋求第三世界認同1955年4月18至24日印尼邀集部分亞洲與非洲第三世界共29個國家計304位代表，在印尼萬隆（Bandung）召開「萬隆會議」（Bandung Conference），史稱「第一次亞非會議」（Asian-African Conference）。今（2023）年U-20世界杯足球賽原定於本（5）月20日至6月11日在印尼雅加達、巨港、萬隆、梭羅（中爪哇省）、泗水及吉安雅（峇里島省）等6大城市舉行，惟因峇里島省長瓦揚．柯斯特（Wayan Koster）及中爪哇省省長甘查爾．普拉諾沃（Ganjar Pranowo，已獲印尼執政聯盟的「印尼民主奮鬥黨」正式提名角逐2024總統大選）等政界要角與穆斯林團體表態，堅決反對以色列國家代表隊前來印尼參賽，致使國際足協（FIFA）取消印尼主辧U-20的資格。
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向同盟國投降，兩天後（17日）印尼宣布獨立，但是原殖民母國荷蘭仍試圖重新奪回對印尼的控制權，直至1949年荷蘭迫於國際壓力才不得不承認印尼的獨立地位。當時台灣為阻止及破壞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參加「萬隆會議」，台灣情報當局甚至在中國代表團所乘包機安置定時炸彈，使其飛入印尼領空的納土納群島（Kepulauan Natuna）海域上空爆炸，結果造成機上11名乘客全數罹難（並未包括周恩來，因為中共事先已截獲情報，周恩來遂改搭其他航班飛往印尼），該事件不僅引發國際媒體高度關注，此番操作也加深印尼政府不願與台灣發展關係的負面影響。這是亞非國家首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與的情況下，齊聚商討亞非事務的大型國際會議，共同就維護和平，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彼此關心的議題進行討論，此次「萬隆會議」主要目的，除了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外，亦是對美國與蘇聯兩大集團逐漸成形的新殖民主義之抵制，並由此催生出日後的「不結盟運動」。印尼自1945年8月宣布獨立到獲得荷蘭承認的4年半期間，當時的印尼在國際社會上，僅獲得包括埃及、黎巴嫩、敘利亞、阿富汗、沙烏地阿拉伯、葉門等穆斯林兄弟國，以及英國、緬甸與蘇聯等國家給予的「事實承認」（de facto），即便當時仍未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，也未對印尼獨立表達承認或支持。
PRRI不僅獲得印尼國內蘇門答臘與蘇拉威西等地的軍方支持，同時也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情並提供武器援助，而親美的台灣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與南韓等國也對該革命政府表態支持，台灣更以實際行動協助美國執行武器運送，此舉亦導致蘇卡諾政府在外交立場上，益發趨向與蘇聯及中國（中共）尋求合作。（詳參〈談印尼遭FIFA取消U20主辦國風波：印尼為何對以色列如此針鋒相對？〉乙文）印尼拒絕以色列參加U-20世界杯的舉動並非首例，因為早在1957年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（Soekarno）執政時期，即曾有二度反對與以國代表隊比賽（1958年世足資格賽）及拒絕邀請以色列運動員來印尼參賽（1962年亞洲運動會）的紀錄，但是除了以色列曾遭到印尼政府拒絕之外，其實1962年在雅加達舉辦的第四屆亞洲運動會，當年的蘇卡諾政府也曾以政治因素拒發簽證給中華民國（台灣）代表隊，此後印尼雖遭到國際奧委會開除會籍與取消1964年東京奧運參賽資格等制裁，但政治因素卻始終在印台關係的發展過程中，罩上厚重的陰影與沈重的枷鎖。
首屆「萬隆會議」召開前夕曾有一段與台灣政府有關的「插曲」，致使印尼對已在台灣立足的國民政府心生疑慮。蘇卡諾視台灣為美國打手蘇卡諾總統日益親共的立場，也讓印尼國內伊斯蘭組織對此表達強烈反對，甚至在1958年2月15日「印尼穆斯林聯合會」（Partai Majelis Syuro Muslim in Indoensia, Masyumi，簡稱「瑪斯友美黨」）與「社會主義黨」（Socialist Party）在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的「布基汀吉」（Bukittinggi），聯合成立反對蘇卡諾政權的「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」（Pemerintah Revolusioner Republik Indonesia，PRRI）。
印中（共）兩國在建政初期，因雙方急於獲得國際認同的需求有一致性，而新生的印尼與在台灣的國民政府，似乎欠缺一股其與新中國之間的「革命情感」，所以縱使印中（共）之間曾經終止外交關係長達23年（1967年10月至1990年8月），但是這段期間的印尼政府卻仍堅持所謂的「一個中國」政策，忌憚與台灣發展正式的官方關係鄭如珊不想讓「學習規劃」被學生以為是心裡諮商或輔導，而是要學生覺得，自己「未來想做什麼」這件事情，其實跟聊要吃什麼、去哪裡旅行是一樣自然的。
生農學院是因為其科系本來就是台大最多的，學生基數較大，許多學院內生傳系、農藝系與森林系的學生會來談話，是希望可以往媒體、行銷傳播等方向多元發展。Photo Credit：關鍵評論網／李芯 「職業卡」上陳列了各式各樣的職業名稱，可以搭配價值卡使用，讓學生做配對、尋找可能的未來走向。學習規劃辦公室於2021年8月成立，它位處的博雅教學館在偏校園中心的位置。規劃師也建議他雙主修台大的創新設計學位，並在創新學院內的專案中，進一步研究他感興趣的魚菜共生議題。
就算不是創造，學生也能利用資源去了解更多職業的可能性，像是立志成為劇本醫生的歷史系學生，在與規劃師深入談話、搜集資料以前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和專長能夠結合成一個職業。他和大學校園裡隨處可見的學生一樣，閒暇時間就會上網看劇，不同的是他喜歡在劇中「找bug」，像是不符合時空背景的服裝及對白，這也是他選擇讀歷史系的原因。
「創造」新的職業也是一種方向 在科技當道的年代，文組學生對未來充滿焦慮，鄭立明說：「我覺得人社的學生就是要看到自己的能力」，他認為人社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普遍較佳，善加利用就有機會創造出不同的職業道路。後來，張裴恩除了修課外，也去接了線上華語家教，並申請華語教學研究所。
學習規劃辦公室執行長鄭如珊說：「我們覺得空間其實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學生走進來、如何看到這裡的氛圍」，採訪當時正是一個溫暖乾燥的週五下午，在他說話的同時，陽光從背後的大片窗戶照進來。不過，有一名讀園藝系的學生，早在高中時就立志要當青農，卻不斷被周圍的人質疑：「你確定嗎？」而規劃師利用卡牌來讓學生做價值的排序，發現相較於物質層面的享受，他心中更多的是對環境、對土地等等精神層面的關懷，因此他最後就決定不再聽同學的勸說，還是要走自己的路。
